(5月31日) – 5月15日凌晨,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(以下简称“武汉所”)科研楼宇仍然灯火通明。距成功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已一年有余,研发团队仍保持“以实验室为家”的工作节奏。
2020年1月5日,武汉所的合作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成功分离新冠病毒毒株,武汉所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研发工作由此开始。98天后,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许可,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。正如武汉所所长段凯所言:“研制疫苗就是在和病毒、和时间赛跑。”
全力以赴快速攻关,3个月实现常规疫苗研发数年才能完成的进度
“双十规律”是生物医药行业的共识,即成功研制出一款新疫苗,需投资10亿元、耗时10年。新冠疫情发生后,我国启动了灭活疫苗、重组蛋白疫苗、腺病毒载体疫苗、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、核酸疫苗5条疫苗技术路线,武汉所选择了技术比较成熟、质量可控、易于量产的灭活疫苗路线。
“我们研制过多款灭活疫苗,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(SARS)灭活疫苗,对质量控制比较有把握。”段凯说,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求快、求稳,少走弯路,尽早解除病毒威胁。”
不过,团队在着手研制之初,心里仍有些“没底”。疫苗能不能研发出来?什么时候能出成果?有效性和安全性如何?段凯鼓励大家:“我们全力以赴去做,边走边看,优化调整。”就这样,团队摸索着完成了鉴定毒种、稳定研发工艺、动物安全性和保护性评价等工作,直到初步制成的疫苗产生了稳定有效的抗体,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。
“能够在3个月实现常规疫苗研发数年才能完成的进度,一个重要原因在于,我们把以往‘串联式’研究变成了‘并联式’。”段凯介绍,在尊重研发规律的前提下,团队同步开展了毒种库建立、工艺路线摸索、质控标准确定、动物试验、药品审评等环节,以战时状态全力攻坚,“从以往1天做1个试验的节奏,变成一天做七八个试验。”
为了早日得出中和抗体检测结果,在实验样品晚上10点才送达实验室的情况下,团队成员立即开展核对、分装、灭活、稀释等准备工作。零点,一位研究员正式着手检测,另一位则将检测样品送往P4实验室(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四级,也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和安全性最高的实验室)继续研究。凌晨3点,检测结束,一位研究员开始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,早晨7点半完成数据报告。“这只是我们这3个月里很平常的一晚。”已升任武汉所总经理助理、科研开发部经理的病毒性疫苗研究一室原主任王泽鋆说。
5月3日,武汉所获评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。段凯告诉记者,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核心研究团队成员超九成在45岁以下,青年人担任多个关键研究环节的重要工作,“这次获奖是对我们极大的肯定和鼓舞。”
电话遥控做实验、成箱成箱吃泡面,见招拆招克服多个难题
回想武汉所着手研究疫苗之初,人手不齐、返岗困难的难题就摆在大家面前。
当时临近春节,所里原本只留下6人准备疫苗立项工作,其余人已回家过年。但是疫情肆虐、形势逼人,只能提前上马。恰逢武汉“封城”,大家仍然想方设法尽快赶回。
多数研究人员在大年初一赶回实验室,少数研究人员却被当做“高危”人员隔离在老家。武汉所科研人员王文辉收到通知时,正在河南省民权县居家隔离,费尽周折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车。由于列车受疫情影响不经停武汉,铁路局还特批临时停靠1分钟。
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,P3(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)或P4实验室是必备前提。武汉所没有这两种实验室,怎么办?恰好隔壁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硬件设施,两家遂合作开展研发。
硬件有了,武汉所又遇到了生物安全管理门槛,只好请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家操作,武汉所科研人员隔着窗户边观看实验室内操作情况,边通过电话指导。后来,武汉所的卢佳、杨安纳等几名科研人员经过严格培训,考取了“准入证”,才可以进入实验室独立完成工作。
在疫情严重的武汉开展研究,还面临出行、吃饭等方面的难题。当时,武汉的交通管控十分严格,不同区域间政策不尽相同且经常调整,团队在日常通行上就花费了许多沟通和协调的时间。随着饭店、超市纷纷关闭,就餐又成了问题,“我们只好成箱成箱地吃泡面。”王泽鋆说。
不过,团队齐心协力克服了技术、生活上的各种难题,顺利开展一期、二期临床试验。去年6月,启动三期临床试验时,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力控制,需要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。
“大家要克服当地气候不适和较简陋的医疗条件,还有民众接种意愿低、实验对象不足等困难。但团队在国药集团的协调支持下,通过加强与当地政府沟通,调整工作方式方法,顺利完成了实验。”段凯介绍。
从克服感染风险到以身试药无一退缩,不懈努力砥砺前行
2020年3月23日,在拿到临床批件前19天,国药集团的4位管理人员注射了武汉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。后来,国药集团多名干部员工也参加了内部试验。段凯就是最早一批“以身试药”的参与者之一。
“我没有多想,既是因为对我们的疫苗高度自信,也想着自己尽力为加快疫苗研制多出一份力。”段凯介绍,注射后需要采集10次血液样本供研究,有的人因抽血过多胳膊上出现淤青也毫无怨言。
研制过程伴随着感染风险,但团队无一人畏惧退缩。科研人员郭靖博士在老家收到返岗通知后,想方设法尽快返岗,晚上11点拖着行李箱回到实验室便一头扎入研究中。王泽鋆从接到研究任务开始,就没放过一天假、没睡过一个好觉,常常站着、坐着几分钟就能入睡。
卢佳和杨安纳在P4实验室做检定,把活病毒注射到打过疫苗的实验动物体内来检验抗体的抵御能力。他们每天穿着厚重的双层防护服,戴着头盔、N95口罩和2层手术手套,背着连通天花板的输气管,在全负压空间下不吃不喝十几个小时。结束实验后,经常继续整理资料到凌晨4点,短暂休息后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。
“武汉所这种敢闯敢干、甘于奉献的精神不是突然间形成的,而是一棒接着一棒传承下来的。”段凯介绍。
武汉所曾经的总技师、著名免疫学家谢毓晋为了治疗器官移植排斥反应,在客观条件受限的环境下,经历了多年反复失败、反复实验,才成功研制出我国目前唯一一款国产抗淋巴免疫球蛋白。段凯说:“他这种锲而不舍和献身精神影响了我们几代人,团队成员面对未知难题的时候,有了更多的技术底气和心理上不服输的劲头。”
当前,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,相关疫苗研究仍将是一个长期的、充满挑战的工作。疫苗临床免疫保护时间为多长?对突变毒株能否保持有效性?武汉所不敢松懈,仍在不断研究和优化疫苗。“我们将尽力守护国民健康,努力筑起预防疾病的牢固防线,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砥砺我们继续勇往直前。”段凯说。
来源: 中国纪检监察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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